行政机构改革的本质是规范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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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据报道，佛山高明区市场安全监督局被发现有14位副局长，随后该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爆出有20名副局长。这几乎是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被称之为“大部制改革的过渡时期的合理现象”。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锡荣说，有的地方“官满为患”，他去地方政府考察发现竟然有十几个秘书长，男秘书长称之为“阿哥”，女秘书长唤作“格格”。考虑到这么多领导都需要配备公车、秘书、房子以及公务消费等，就可以形象的理解三公消费。

　　“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是以往中国行政机构改革的规律，大部制如果设计不合理、配套改革不完善，那么也有可能会落入此循环。膨胀的原因在于对政府的财政支出没有硬性的监督和限制的方式，所以增加多少领导干部或公务员，一般在地方上也就不会有太大约束与压力，这进一步吸引更多有关系或背景的人进入行政机构，因为不仅有丰厚的福利待遇，还有寻租的机会，甚至一些地方常有官二代“吃空饷”的现象。

　　根据公务员主管部门对2008年、2009年、2010年的数据统计，全国公务员的数量分别是659.7万人、678.9万人、689.4万人，近两年年均增长约15万人。中国在编公务人员数量继续在膨胀而不是缩减，这种也吸引了规模庞大的报考公务员的队伍。如果再算上不在编的临时工人数——从近些年媒体报道政府“临时工”频频出事的数量看这个群体也非常庞大——中国财政供养着太多的人员。

改革共识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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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共识有哪些？

　　传统上，中国公务员队伍“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公务员队伍建立一个有效的退出机制还一直处于探讨之中。领导干部与公务人员数量膨胀的原因在于，任何一个部门从基层到其上级都是同一利益团体，要取消或者改革一个部委的权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既然如此，各级政府都会保留这些部门，让精简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化改革，原本是要收缩政府的职能，精简机构。但是随着市场的繁荣，部分行政权力以管理的名义，跟随各种层出不穷的市场利益膨胀并延伸到各个角落。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且支出没有硬约束的情况下，一些行政机构因各种人际关系网而不断涌入有背景的子弟，这种笼罩着市场的行政权力以及背后的关系网，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膨胀。

　　这种现象长期被国民诟病，结果就是公务支出越来越多，并会体现在税负水平上，在市场资本回报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越来越难以承受。大量领导与冗员也人为的增加更多行政流程，一些人职务索贿，令行政效率低下。

　　在当前经济面临下行，企业因高成本和产能过剩而压力重重，这需要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扩大消费，增加民众的收入。这意味着将没有那么多财政收入供养如此多的人员，必须精简机构和人员，否则，一些地方财政收入陷入危机会逼迫部门行政部门以手中的权力去市场寻租或收费。

　　精简机构的本质就是规范和缩小权力，一方面，应以透明度增加外部压力，推进预算民主与财务公开，降低三公消费，逐步清理冗员；另一方面，中央部委首先应该精简机构，缩减行政编制。目前首先改革“事业单位”的做法显然避重就轻，不仅会让事业单位改革不彻底，客观上也为延迟行政机构改革提供了缓冲的空间。

　　总而言之，改革还需要更大的诚意，才可以有效避免“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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